当前牛市与1999年启动的“519行情”了

回顾历史，跟现在这轮牛市最像的恐怕就是1999年启动的“519行情”了，无论从宏观经济背景、牛市启动原因，以及上涨速度，可以说是如出一辙。历史不会简单重复，但总会惊人地相似，今天的内容就是让大家通过重温那场二十多年前的波澜壮阔，能够大体预判本轮牛市可能的发展。
1999年519行情之前中国宏观经济也是陷入了极度低迷，这一切都要从九十年代初期说起。1992年初，邓公南巡讲话，给摇摆不定的开放方针打了一针强心剂，全国人民大干快上，随后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一度超过了60%，这也为后来的新一轮通货膨胀和产能过剩埋下了伏笔。
1994年中国的通货膨胀率达到24.1%，这还是统计局的数据，可以用夸张来形容。就当经济过热开始再一次威胁改革成果之时，决策层开始大刀阔斧地实行紧缩政策，发布了《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意见》，史称紧缩“十六条”，简单说就是严控货币发行、以及实行紧缩的财政政策，比如快速加息、加强对房地产开发的宏观管理，控制基建投资规模等等。
这段时间像极了2020年开始的对房地产“三道红线”、互联网和教培行业等治理整顿，更像的是，之后“一放就乱、一管就死”的中国特色。
从96年开始，前期过快投资产生的产能过剩的问题显现，加上产权等问题一直得不到有效解决，国企人浮于事，效率低下，39个大行业其中19个全面亏损，1994年国有企业总体净盈利还有900多亿，1996年上半年就变成亏损130多亿，国企已经到了不改就死的局面。
于是国企改革拉开了序幕，说白了就是最初版本的“砸锅卖铁”，这背后是数千万人的下岗。屋漏偏逢连夜雨，1998年还长江淮河等流域还发生了百年一遇的暴雨和洪灾，当年人口自然增长率首度跌至千分之十以下，可以说这是90年代最艰难的一段岁月。祸不单行，内部出问题的同时，外部不利因素也开始集中显现。在我们内部化债去产能的关键档口，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爆发，直接影响了我国的基本盘出口，导致到98年出口开始负增长，让中国经济化债和去产能面临着更严峻的挑战。
虽然当下中国出口在数据上表现亮眼，但集中在个别领域，西方国家对中国商品出口的围追堵截，同样使中国面临着和九十年代末相似的外部条件。1999年GDP同比增速降至7.7%，物价水平也持续下降，1997-1999年PPI连续31个月负增长，彼时绝大多数老百姓甚至还不知道什么是通缩，但通缩的影响却是实实在在的。彼时，全球也处在美国的加息周期，叠加亚洲金融风暴，外资大量撤出，也让我国当时借了不少外债的企业面临困境，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海南开发银行和广东国际信托投资有限公司，它们都是因为高度借贷投机房地产而遭到清算，我们用一种让外资大跌眼镜的魄力宣告了，在中国，没有什么大而不能倒，以此来整顿金融秩序，当然这也带来了当时连续多年房地产投资和信贷市场的萎靡不振。
大家记住一句话，我们看到的大多数行动，没有那么多的深谋远虑，更多的只是迫不得已。
经济下行压力加大，货币政策总是冲在最前面，早在1996年，央行就开始不断降息，利率从超过10%，降低至2.25%，但单一的货币政策没有产生明显作用。企业该不借贷还是不借贷，经济陷入通缩风险。这个时候简单的货币政策已经解决不了问题，因为大家不愿借贷投资消费的核心原因并不是资金价格的贵贱，而是缺乏信心，银行信贷增速陷入冰点。
于是，1998年起，政府大幅加杠杆、通过发行长期建设国债加大基础设施投资。1998-2001年，国家向四大国有银行累计定向发行了5100亿元的长期建设国债，相关投资进一步带动了1万亿以上的配套贷款，中央政府充当了“最后借款人”的角色，这也和我们当前所期待的财政政策加力提效如出一辙。但是政策能做的只是打一个窝，最终目的是吸引到鱼群，用老百姓的前赴后继，来撬动社会的总需求。
面对98年的极度低迷，《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》下发,标志住房全面产业化，同时到来的是教育产业化，高校开始扩招，为房地产市场培养源源不断的购买力。但这都是后话了，在当时房地产的起步阶段，根本没有办法带动经济走出困境。面对大量的失业，需要企业老板进行投资，进行招聘，但是企业老板不会在这种情况下投资，经济陷入了越不招聘，就越没有购买力，越没有购买力就越不招聘的死结，怎么办？怎么才能鼓励企业融资投资呢？
就在此时，刚刚诞生不到十年的股票市场进入了高层的视野，提振信心的担子落到了股市这位年仅9岁的小学生肩上。看到这里，即便是没有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，也能捕捉到几个跟今天高度相似的关键词：通缩、产能过剩、社会融资低迷、外部不利因素、经济增速下滑、失业问题突出、房地产企业暴雷、长期国债等等。
和今天更像的是，股市在这种情况下让人猝不及防的爆发，也是来源于一纸文件。
1999年5月16日， “关于进一步规范和推进证券市场发展的六点意见”得到批复，其中提出要改革股票发行体制、保险资金入市、逐步解决机构的合法融资渠道、允许证券公司发行债券、扩大证券投资基金的规模、允许部分B股及H股公司回购股票。和如今引爆股市的因素一样——旗帜鲜明地鼓励加杠杆。
更重要的是，这是第一次股票市场的发展得到了最高层的充分肯定。对于讲政治的股票市场来说，无异于打了一剂强心针。1999年5月19日沪指单日涨幅高达4.65%，且在接下来仅仅一个半月，涨了近70%，让人头晕目眩！股市成交量也上涨数倍乃至数十倍，感觉钱像洪水一般涌了进来。
519行情中还有一个小插曲，当市场涨到6月中旬，市场陷入犹豫，当日也出现了大幅回调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6月15日喇叭出来了，人民日报发布了特约评论员文章《坚定信心，规范发展》。时任证监会主席周正庆后来坦承，这篇文章正是由他主笔。有了国务院发文，证监会领导背书，人民日报力挺，6月下旬市场在经历短暂调整后，继续狂飙。一个半月，上证指数从1058点上涨到1756点，只有31个交易日，这样的上涨速度极其罕见，并伴随着多个跳空上涨的缺口。
要知道1999年是一个信息传播还很慢的时代，大部分人了解市场只能靠电视新闻和报纸，或口口相传，可即便如此，照样造就了一个疯牛行情，现在行情能在更短时间内爆发，无非是自媒体时代画上的浓墨重彩的一笔。
1999年的故事告诉我们，经济虽然存在问题，但不影响政策大力出奇迹，短期内完全可以催生出一个本不该存在的牛市。一个东西本身好不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在一定的时代背景下，我们需要它好。难道牛市真的能被人为创造出来？政策手段真的能把经济规律杀得片甲不留吗？
519行情给出了答案，起码短期是可以的。因为人性就是这样，情绪起来了，特别是能够大范围传播的时候，大家都想单车变摩托，股票炒得相当凶猛。99年行情其中一个细节把这些表现得淋漓尽致，因为当时美国正经历互联网泡沫，于是这波行情大讲科技故事，把科技股的估值炒上了天，尴尬的是，中国股市彼时甚至没有一家真正意义上的互联网公司。
彼时彼刻，恰如此时此刻，节前5天600点的行情，绝对比519更加迅猛。这一切的导火索就是“一行一局一会”打出的一套政策组合拳，5000亿金融机构互换便利再加上3000亿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，以及传闻中的“平准基金”。接下来会怎样？也可以参考一下519。
519行情启动1个半月，指数上涨近70%之后，由于基本面没有实质性好转，国企三年脱困还在进行，上市公司盈利能力也没有快速跟进，甚至还有三分之一是负增长，更重要的是政策没有进一步亢奋，股市进入了半年的调整，跌幅一度达到20%。
但到了2000年，经济刺激初显成效，一季度经济增速反弹到8.7%，于是牛市第二波开始了，这波算是缓慢上涨了一年多，涨幅也超过60%。算在一起两年的牛市指数实现了翻倍。
历史规律告诉我们，在急涨之后，能否再出现第二波缓涨，关键要看宏观经济能否真的出现改善，换句话说，政策和第一轮牛市画了一张饼，后续我们能不能真的吃到这张饼，才是行情能否持续的关键。
如果经济数据改善了，更重要的是大家的信心改善了，不管是卖煎饼的还是做企业的老板脸上的笑容增多了，行情可以走得远一些。毕竟股价的波动最终要回归到上市公司的利润，迫不得已超预期的政策带来的第一阶段疯牛只是眼前的苟且，股价上涨带来的消费改善和上市公司盈利能力才是诗和远方。
那么本轮行情什么时候会结束？我们或许还可以参考519行情是如何结束的。答案是中国股市经历了两年的上涨，最终又回归到了以融资为核心职能的“尿性”上去，这就涉及到了制度层面的问题。
2000年A股首发家数暴涨到133家，配股156家，合计募集资金1291亿。这是什么概念，当年的信贷投放只有5600亿，A股募集资金规模与信贷投放的比值达到23%，这么高的比值从那之后再也没有出现过，可见当时的牛市确实发挥了促进融资的作用。
但是戏剧性的是，当经济出现了好转之后，股市好像又不那么重要了。到了2001年，国企改革也基本宣告阶段性胜利，在这样的背景下，2001年6月国务院发布《减持国有股筹资社会保障资金管理暂行办法》，距离519行情启动刚刚两年，并且股票市场融资功能刚刚恢复，政策为了筹集社保资金开始鼓励国资减持。前有融资需求高峰，后有国资减持压力。
从那一天开始，A股进入了漫漫熊途，最终跌到了2005年令人绝望的998点，那可是刚刚加入WTO最初的几年，是中国经济增长最快的几年，也就是从那时起，股市和中国经济基本面长期不匹配的讨论就越来越多。